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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此次发布的“被告人陈某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陈某等人以区块链为噱头，搭建了“某Token”网络平台，宣称自己的产品可以进行智能搬砖，在不同交易场所进行套利交易。会员间按照推荐加入的顺序组成上下线层级，并根据发展下线会员数量和投资数额，由平台进行返利。此后为逃避打击，陈某等人还将平台服务器设置到境外。经统计，该平台注册会员账号超260万个，层级达3293层。最终，陈某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其他被告人也获刑二年到八年不等，法院追缴比特币、泰达币、柚子币等超900万枚。

　　此种网络传销通常借助特殊的虚拟商品媒介来营销，将自己包装成互联网时代下的新兴产物，利用信息差以高额返利诱惑投资者，传销则作为吸引巩固“客源”的手段，两者相组合迷惑性更强、危害性更大。这起案件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于“资金盘”传销与“实体商品型”传销的惩治力度要作显著区分。如果对带有团队计酬特征、真真实实销售商品的传销与通过虚拟货币等实施的诈骗型传销在量刑上不作差异对待，那么就会有悖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尽管这批典型案例有从严打击新型网络传销犯罪的观感，个别案例中的传销组织首要分子被顶格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但也有惩治力度相对宽缓的案例。如李某经他人介绍下载“某某影视”App，明知该App以投资电影票房可获得高额回报为诱饵吸收会员，要求会员交纳入会费，并以发展会员数量作为计酬返利的依据，但其仍通过微信、熟人间宣传等方式推广该App，发展下线万余元。尽管此案涉案金额超过250万元，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标准，但是基于李某具有自首、退缴违法所得等从轻、减轻情节，最终法院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从而体现了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整体而言，这批典型案例的发布揭示了网络传销违法犯罪的新特点、新变化以及治理的重点，对于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司法机关治理此类违法犯罪具有指导意义，对于公众也具有教育警示意义。未来，司法机关和监管部门还应围绕如何进一步分化处理传销内部人员、如何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妥当对待正常经营活动中的违规传销行为等发布典型案例，尤其要在量刑上显著区别对待“实体商品型”传销与“资金盘”传销，从而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落实。